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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這座擁有千年歷史的古城，在中國乃至世界經濟版圖中的地位，正在愈益凸顯。昔日，她是鄰近上海的“長三角副中心”，而今，已在G20舞臺上完成全球亮相的杭州，已不再是上海的“小弟”，而成為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全國性引擎。
今天的杭州，與其說是“1.5線”城市，毋寧說她已經是一個“一線城市”，她的多項重要指標早已超過廣州，她的個別指標也已力壓上海，早在2012年，杭州的人均GDP已經超過上海，在那以后的這幾年，她還保持著比上海更高的GDP增速。招聘行業的數據也顯示：自2016年以來，杭州在高端人才引進數量上始終超過北京、上海和深圳位列中國第一。
早在現任最高領導人主政浙江期間，就明確提出“環杭州灣經濟帶”概念，放眼當今世界，“灣區”已成為全球資源集聚、產業發展和創新創業的核心與樞紐。和粵港澳大灣區結構相似、體量相近的杭州灣大灣區，已具有沖擊世界級灣區的潛力。
杭州已生長出本土的世界級企業。作為杭州的名片、中國高科技企業的代表，阿里巴巴市值剛剛超過4000億美元，進入全球上市公司第一陣營（位列第7）。擁有怎樣的企業，對一座城市來講即意味著擁有怎樣的未來。由于阿里生態大本營（阿里巴巴、螞蟻金服、菜鳥等）的存在與帶動，在城市產業與生活信息化、數據化、移動化等多方面，杭州都在中國處于領先位置。
近十年前的2008上海兩會上，時任上海書記曾發問“為何上海出不了馬云”，這一問題的先見性在10年后看來愈發凸顯；對于上海而言，問題的嚴重性更愈發凸顯：在科技新經濟的賽道上，上海正在被杭州超越。
未來的杭州灣大灣區的真正引擎，是上海，還是杭州？
不可否認的是，許多數據顯示，在“灣區對決”中，上海仍在許多代表體量的硬指標上領先杭州。在GDP總量，產業門類豐富性，大空港、大陸港、大海港、大信息港、大交易所等資源聚集能力上，上海在中國都可稱一騎絕塵。
但正如智谷趨勢在此前的一篇文章中分析：杭州的發展路徑已不是通向下一個超級城市；在全球經濟發展正進入“去體量論”的大背景下，以阿里巴巴這樣的世界級科技企業所帶動的移動數據時代新經濟為抓手，杭州正在將科技與產業升級的權重遠遠置于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之上。小、卻有撬動未來經濟形態的洪荒之力，像硅谷一樣以相對較小的城市規模卻成為全球科技、經濟創新引擎類型的城市，才是杭州的方向。
我們已可以大膽地預想，在未來的大灣區，上海是門戶，而杭州是大腦；上海更像是“舊經濟”的龐然大物，而杭州卻是“新經濟”的樞紐。
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每一次文明形態的更迭，都會導致經濟中心的變遷。從農業文明時代到工商文明時代，匯集全球資源的上海取代了昔日的“人間天堂”蘇州、杭州成為江南乃至全國的經濟中心；而當信息時代取代工業時代，作為全球性信息門戶和樞紐的杭州，又將重新挑戰乃至顛覆上海的地位。
01 文明變遷，導致城市格局的變遷
城市競爭格局的變遷，背后是所在國家乃至世界經濟的變遷史。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發生深刻變化，信息化已取代傳統工業化，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首要動力。從工商文明時代到信息文明時代的轉變，成為影響中國城市競爭格局的最關鍵因素。
回溯人類歷史，經濟運行形態的深層次變革，造就了世界城市格局的變遷。在農耕文明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水，人們便逐河流而居，世界上歷史悠久的古城，幾乎無一沒有其聞名于世的“母親河”，沒有渭河就沒有西安，沒有臺伯河就沒有羅馬，沒有塞納河就沒有巴黎。
工業革命之后，除了以前已經形成的中心城市繼續匯集資源而成長為工業化城市之外，新的中心城市大體有兩大類別，一類臨海，憑借其在交通和貿易方面的優勢，成為世界性的中心，典型代表如紐約、上海和香港，另一類則臨礦，重工業離不開煤礦等工業原料，為了降低運輸成本工廠往往建在緊鄰煤鐵等資源的地方，典型代表如曼徹斯特、多特蒙德和鞍山。
進入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生產力水平的進一步提升和全球化進程的加深，陸上的臨礦型工業城市，其地位普遍下降：輕工業逐漸取代重工業成為制造業的主體，“傻大笨粗黑”的產業不再是工業經濟的皇冠；加之許多傳統重型礦山經過長期的開發，早已瀕于衰竭，這些城市的發展基礎也進一步削弱。
相反地，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形成，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從傳統的貨物貿易全球化，更進一步走向資本和金融體系的全球化。臨海型港口都會，憑借其交通優勢聚集人流、貨物流的同時，更進一步集聚資金流，以資本力量，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發揮了更重要的作用。近些年來，有論者將全球三大金融中心紐約、倫敦和香港并稱“紐倫港”，足見這類全球性金融貿易門戶地位的顯赫。
從工業革命時代走來，“紐倫港”們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達到其地位的頂峰。但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經完成，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開始席卷的當下，傳統的“貿易門戶”+“金融門戶”已越來越多地面臨后來者的挑戰，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硅谷”的興起導致美國經濟重心向西海岸轉移，“硅谷”從相當意義上已取代紐約和東海岸，成為現代美國經濟最重要的象征。
“硅谷”并非傳統的貿易中心，更不是典型意義上的金融中心，她代表了一種新的城市文明形態，她是知識和信息的門戶。“知識門戶”和“信息門戶”的本質基因是創新，其形成的邏輯和人類過去歷史上的中心城市完全不同。
人類過去經濟中心的形成，其核心邏輯都是基于對有形產品和有形資源的生產、集聚和交易。資源是第一位的，人是第二位的，人是基于資源（包括貨物和資本）在城市的集聚，跟著這些有形資源來到相應的城市。
進入信息時代之后，資源和人的關系出現根本性變化。可以說，進入信息時代之后，基于科技和互聯網的發展，極少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能夠憑借技術上的巨大優勢，產生十倍百倍于普通人的強大生產效率，這意味著資源對人的駕馭乃至奴役在新經濟領域被顛覆了，人真正成為資源的主人。
在信息時代，經濟中心就是創新中心，就是“知識和信息門戶”。“知識和信息門戶”不追求對有形產品的物理生產，也不追求對有形資源的物理占有，而是以知識和數據這樣的無形資源來掌控和支配有形產品和資源的流動。硅谷并不生產蘋果手機，但全世界所有代工廠生產的蘋果手機，都會標明“在美國加利福尼亞設計”，硅谷灣區既沒有蘋果手機的工廠、也沒有為iPhone準備的大型保稅區和貨運機場，但iPhone和iOS系統產生的利潤，最大的一塊還是流入了硅谷。
中國，在人類工業化的過程中是一個追趕者。然而，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這一波通信和互聯網浪潮中，無疑已是堪與美國相比的共同領跑者。如今，中國已擁有世界最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華為，在全球最大的六家互聯網公司中，中國的阿里巴巴、騰訊、京東已經占到半壁江山。美國有灣區和硅谷，中國版圖上的對應者在哪里？
十幾年前，杭州在城市經濟發展中旗幟鮮明地打出“天堂硅谷”的旗號。時至今日，我們可以看到，杭州作為長三角“硅谷”的地位已然凸顯出來。
02 從歷史尺度看生產方式變革
信息時代，正在徹底地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這種改變，也必然帶來城市競爭格局的新變化。
人類對精細產品的生產，必將經歷一個從個性化到規模化再到個性化演進的過程。工業革命之前，所有精細、復雜產品都是在手工作坊中生產，這些產品具有明顯的非標準化的色彩，每一個工匠手下的產品，都可能不止有技術層面的價值，更具有其個人性格和文化背景帶來的藝術色彩。
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手工業升級為工業，流水線上的社會化大生產取代了原有的手工作坊，標準化產品滿足了大多數人對“價廉物美”的需要，成為整個社會的主流。而當人類從工業文明進入信息文明，這種格局又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
在物質相對豐富、技術高度發達的新時代，人們對產品質量和個性化的追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更完善的全球市場、更低廉的物流成本、工業服務的全面興起以及3D打印等新興技術的應用，使更小的更富創意的生產單元的發展成為可能。大機構中的小團隊以及獨立的中小創新創業團隊，將日益成為經濟生活中的骨干，而舊的大工業生產機制也必然受到沖擊。
傳統的經濟中心城市，譬如上海，完全由大型工商企業主導。上海GDP中，由國資和外資構成的大企業集群占到經濟總量的接近四分之三，2015年民營經濟增加值只占26.7%，其中還包括一些諸如華信、復星等在內的大型民營企業。可以說，在上海經濟版圖里，傳統的工商大企業可能創造了八成甚至更多的產值。
大企業固然有其突出優勢，但對于城市經濟形態而言，也是一把雙刃劍，尤其是在信息時代，這種以大企業為主的城市經濟形態正不可避免地表現出越來越多的疲態。
其一，大企業通常“家大業大”、“財大氣粗”，尤其是因為現有的大型工商企業、金融機構已經擁有了全球性的資源網絡，可以支撐其比較高的運營成本，但凡是大型工商企業、金融機構主導的城市，營商成本往往較高。紐約、倫敦、香港乃至上海，都有這樣的問題，大企業，尤其是大型金融機構，明顯推高城市的寫字樓租金、物價等各項指標，對其他產業形成了明顯地擠出效應。
其二，傳統意義上的大企業，并非生態型企業，這種企業往往追求絕對意義上的銷售收入和市場份額，以打擊和壓縮同業競爭對手為第一要務，因而大企業如同參天大樹，樹蔭蓊郁之處，灌木甚至小草都難以生長。
其三，由于大企業相對成熟，而創業企業相對而言呈現當期收入較低、運營風險較高的特點，在大企業聚集的城市創業，吸引人才相對困難。由于“打工”的收入預期很高，在上海、香港這樣的城市，形成了相當根深蒂固的“代理人”文化和“打工仔”文化，青年人的創業氛圍明顯不足。
其四，傳統的大工業模式固然可以滿足如大飛機、汽車等大型標準化產品的生產需要，但在越來越多私人消費的個性化領域，大企業提供精細化服務的能力在不斷削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方便面產業近兩年的萎縮，各種外賣O20平臺，本質上其實只是渠道，提供外賣產品的是每一家相對有個性化的餐飲店鋪，O2O平臺興起之后，大大蠶食了傳統方便面的市場，正是“平臺型企業”+“小微個性化企業”一起挑戰甚至戰勝傳統的“大企業”的典型案例。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世界的重要圖景之一，就是許多類型的大型企業會出現明顯的衰退和萎縮，自然，大企業集中的“總部經濟”型城市也會相應受到影響。
相較上海這樣的大企業主導城市，杭州這樣的“知識與信息門戶”型的城市，正好能夠提供很好的解決方案。一個典型的例子：由于阿里巴巴的存在，杭州顯然是中國電商之都，但電商生態中90%的環節都不在杭州發生，它連接商家、物流、客戶，連接中國無數的城鎮、企業，以杭州為中心，構建了一個無遠弗屆、且持續共同進化共同繁榮的商業世界。
無論是在美國的硅谷，還是在中國的杭州、深圳，許多大型企業，并不再是從事傳統資源配置的工商企業和金融機構，而是為廣大客戶和用戶提供數字和信息基礎設施的平臺型企業，這樣的大企業和小企業不是“大魚吃小魚”的競爭關系，而是一種類似魚水一般的合作關系，小企業是平臺生態的終端，而平臺也保證了小企業低廉的商業成本。
“舊經濟”和“新經濟”最顯著的區別即在于，在傳統大型企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相對老化的城市，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邊界，是剛性的、實體的，此消彼長的；而在杭州這樣的“新經濟”型城市，企業和企業之間的邊界趨向柔性的模糊的，企業之間依托信息平臺實現資源共享、業務聯動，從封閉的單一實體，融入開放的生態圈。
杭州已成為中國“新經濟”創業的明星和熱點，數據可以有力地支持這一論斷。元璟資本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全年和2017年上半年，杭州的人均創業密度已超過北京，位列全國第一，企業服務、電商等于互聯網深度結合的領域，也在杭州創業市場中占據關鍵地位。杭州初創企業的活躍，展現出“知識和信息門戶”城市獨特的魅力。
在杭州，大型跨國企業相對較少。根據2013年的經濟普查數據，杭州2013年杭州就業人口中供職于外資企業或港澳臺資企業的只有不到10%，而在上海，同一數據的比例達到24%。外來大型企業相對較少，在舊時代曾被視為浙江獲取外部資源上的短板，而今卻成為杭州競爭優勢的新來源。杭州的營商成本遠低于上海，而本土的創業環境和創業文化卻明顯優于上海。從長期來看，這必將使杭州經濟具有更持有的活力和動力。
03 城市與企業相互成就
企業是現代經濟的主體。一個城市的氣質，從某種程度上就源于這個城市企業的氣質。
在中國的城市中，杭州一直有著一種獨特的商業氣質。雖然地處“人間天堂”，但在杭州的居民往往并沒有“小富即安”、貪圖安逸的心態，反而有著強烈的創業精神和賺錢意識。這種精神已深深地烙印在浙江這片土地上，也是這種精神孕育了現代意義上的“浙商”。
“浙商”崛起的道路并不獨特。回溯到十多年前，杭州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區別并不大，因為浙商起步早，民營經濟高度發達，從數據來看，當時的杭州經濟總量高居省會城市第二（僅次于廣州）、副省級城市第三（僅次于廣州、深圳）。但當時杭州的支柱產業，還是制造業和傳統的商貿物流業。
時至今日，杭州的GDP增速在全國范圍內并不算太快，但杭州經濟轉型的成效卻是有目共睹。在傳統制造業和商貿物流之外，杭州發展出活躍的新興產業集群。當多數和杭州經濟體量相近的城市還在比拼GDP、固定資產投資和招商引資規模之時，杭州已在為下一個時代擔當探路者。
2016年，杭州信息經濟增加值2688億，占GDP總量的24.3%，到今年上半年，這一比例更提高到24.8%，杭州信息經濟的比重已和坐擁華為、騰訊、中興等一大批IT和互聯網巨頭的深圳相等。而臨近的上海，2016年GDP是杭州的2.49倍，信息產業增加值為2944.33億元，只有杭州的1.1倍，占經濟總量之比也只有10.7%。
支付寶總部2015年已遷到上海，上海電子商務的產值因而水漲船高，如果考慮支付寶本身作為螞蟻金服子公司的“杭州基因”，我們可以說杭州信息經濟的絕對規模，已經接近甚至超過了上海。在杭州灣或者長三角這個尺度范圍內，杭州作為絕對意義上信息和數字門戶的地位，已非常鞏固。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正在加速開展新一輪調整，而杭州無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優等生。就在今年7月，阿里巴巴宣布將集全生態體系之力推行“五新”（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術、新能源）戰略，其實質即在于以移動數據時代的技術進步，撬動中國商業和制造業革命性的智慧化升級、完成供給側改革，并為之提供金融、技術等一系列配套保障。這相當于：以互聯網產業為抓手延展至傳統產業，杭州正在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探索一條來自地方和民間的通路。
新技術和新商業模式的應用，使杭州成為引領生活方式變革的試驗田。阿里云ET已成為杭州的城市數據大腦，深度參與包括城市交通等各類公共服務；而環保、便捷的移動支付早已在杭州深入人心，杭州已成為全球移動支付的典范之城。
在更宏觀的商業圖景方面，杭州正成為重構物流和金融體系的急先鋒。21世紀的物流體系，核心是智能化的調度體系而非上個時代的物理輸送體系；21世紀的金融體系，是建立在大數據和信用社會基礎上的更普惠的金融體系，而非基于傳統持牌金融機構的相對“高冷”的體系。在這兩個方面，杭州都做了極其有益的嘗試。
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鳥網絡，正在打造全國性的智能物流體系，而杭州作為“菜鳥”的大本營，無論在TO B端和TO C端都成為新型物流體系的創新基地。而以螞蟻金服為核心的阿里金融板塊，則為杭州成為新型金融中心打下堅實基礎。所謂“新金融”實踐，其本質是回歸金融的“初心”，更好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它不是對傳統金融的顛覆，而是通過將金融產品與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手段相結合，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對稱，以提升金融和實業對接的效率。
從某種程度上說，傳統金融中心和傳統工商中心的體系是高度匹配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對接大項目和大資金；而新興的金融中心，則將服務最廣泛的中小企業和社會資金，其涉及的業務體量更大，也更切合中小微企業最迫切的需要。可以預見，信息流不僅可以鍛造貿易樞紐，也可以形成金融中心。從知識與信息門戶到資本與貿易門戶的通路已經打開，杭州正在路上。
如今的杭州，已經不是中國的浙江杭州，而是世界的中國杭州。線上的信息流，和線下的人員流、貨物流的交織，正在加速形成全新的全球經濟和貿易生態。阿里巴巴提出的“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電子世界貿易平臺）”框架已然成型，并在2016年成為杭州G20峰會的成果，eWTP就是旨在服務全球中小企業的高效新經濟交易和規則體系。基于21世紀生產單元個性化、定制化、小型化的趨勢，杭州開展eWTP試驗的模式價值和商業意義，將進一步助推其成為世界級的商貿中心。
正如智谷趨勢此前的相關文章分析：發端于杭州和阿里巴巴的電子交易模式，在中國成功地把中小企業和消費者連接到價值鏈中，顯然，在阿里巴巴的全球化戰略推動下，eWTP想把這一套經驗復制到全球。
eWTP目標是連接1000萬中小企業和20億消費者，若能有效推進，杭州的輸出能力和連接能力將上一個量級。如同淘寶激活中國中小賣家，整個中國的商業局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全球的中小企業和青年人如果被激活，被連接，那種顛覆性將無與倫比，杭州將真正實現全球賦能，“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
04 結語
首先，從長遠來看，連接型城市會逐步解構占有型城市。北京上海這樣的超級城市并非所有城市發展的終極目的。
杭州則正在以土生土長的阿里巴巴為代表的“新經濟”做一種嘗試。至于是不是由它闖出一種新路徑，并不重要。杭州不行，還會有其他城市去闖。這讓我們想到了馬云在創業早年的一段視頻中所說：“至少我把概念告訴了別人，我不成功，會有人成功的”——畢竟整個世界已經站在了通向未來的拐點。
其次，這些年來，人們越來越看到許多統計指標之間的背離。還有很多統計指標所反映的事實，很明顯不符合人們的經驗判斷。其實，這反映了一個深層次的現象，舊時代的經濟統計方式和當下“新經濟”的潮流已不完全適應。
舊的經濟統計方式，關注的是有形產品的生產和流通，而在“新經濟”的背景下，人們更需要關心的是無形資產（知識和信息）的分布。當有形產品的生產與分配，被牢牢掌握在持有無形資產的人的手中時，傳統上的許多統計指標，自然失去了本身的意義。以平臺化企業為主體的城市，相對不那么在乎生產環節，區域內的GDP（國內生產總值）自然不高。然而由于平臺化主體服務全國全世界的規模效應，這樣的城市的企業和從業者，在全球范圍內創造了極高的財富，因而可能擁有極高的“GNP”（國民生產總值）。
事實上，正是是GNP而非GDP決定了一個城市中高端居民的收入情況。真正站在生態鏈頂端的城市，供職于此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可以享受自己所在企業旗下全球任何國家的產值帶來的收益。杭州這樣的城市，完全無需糾結于GDP數據，雖然中國并不統計各個城市的GNP，但再過幾年來看，杭州的GNP可能真的超越上海，那將是“杭州已立”的標志性事件。
*本文來源：微信公眾“智谷趨勢”（ID：zgtrend），作者：高文軒，原標題：《時隔十年再看“上海為什么出不了馬云”：在新賽道上，上海已被杭州甩下半個身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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