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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中國城市發展格局，目前有一種分析稱：北京對標華盛頓，上海對標東京，華南的深圳廣州則對標美國灣區。隨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落地，以深圳廣州香港為核心的華南地區，已經成為中國當前最炙手可熱的話題。這其中最敢言者，就屬張五常。

張五常，世界級經濟學大師，現代制度經濟學開山鼻祖，深圳當今最著名的市民。他在最新的演講談到：深圳，將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大師言論，點燃了整個中國對于深圳的樂觀情緒。

如今舉國上下，對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信心萬丈。我們從深圳的活力和士氣，似乎看到了中國雄踞世界的未來。這個朝氣蓬勃的城市，這個敢為天下先的城市，這個注重實干、效率第一的城市，某種意義上已經成為少年中國的希望。

華南的吸引力毋庸置疑。經濟統計數據就可以為證。從最新的新生兒數量和人口流動表中可以發現，中國東南地區具有顯而易見的人口優勢，以廣東和浙江兩省為典型代表。

但一系列靚麗的人口經濟數字背后，我們需要看到問題的本質。中國的大灣區真可以成為世界的創新中心么？他們可以超越美國灣區、東京灣區，摘得人類未來新經濟皇冠上最閃耀的那顆明珠嗎？

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的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對標美國，追溯美國以舊金山和洛杉磯雙城為代表的西海岸科技灣區的發展歷程，去尋找科技產業發展的內在邏輯。之后我們再來看看，未來中國灣區經濟果真會像美國那樣成功嗎？

我們先看一組關于這幾個城市的經濟數據。

四大都市區經濟數據比較

從這個表可以看出，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均GDP目前只有美國西部地區的1/3，仍然有很長的路需要趕超。

美國西海岸經濟體與中國粵港澳大灣區比較

客觀的說，美國舊金山灣區為代表的地區經濟，經過近30年的蓬勃發展，幸運地摘到了信息經濟的皇冠上的果實，發展出大量大型信息技術公司、互聯網科技公司，影響了全球60億人口的生活方式，創造了人均收入最高的區域城市地帶，在世界上創造了一個奇跡。

那么，這樣的奇跡背后的內在動力是怎樣的？中國在新經濟的基礎上，也能否創造一個引領全球的新奇跡？

我們從以下五個方面進行了縱深的研究和對比。

第1章：產業基礎

第2章：研發能力

第3章：大學教育

第4章：組織模式和生態系統

第5章：行業領袖的力量

通過下述5個章節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未來全球競爭中，以高科技產業為主導的城市的勝利，并不是簡單的人口流入的勝利，也不是單一的技術產業體系的勝利，更重要的是一個產業生態系統的勝利。新經濟地理學告訴我們，這是由企業、創新、網絡和領袖、習俗和世界觀、企業家精神等歸結在一起，形成的一個渾然一體的組織生態。

對照上述的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要點，需要提出的問題是：中國的粵港澳大灣區，在構建產業生態系統上，是否做好準備了呢？

硅谷的發展史，就是人類電腦科學創新突破的歷史。硅谷的很多創業者都是成功專業人士（如計算機科學家、牙醫、工程師、學者等）的后代，在成長過程中他們經常被告知自己能夠改變世界。 

——李開復

研究歷史，才能更好的預測未來。產業基礎是一個區域產業經濟發展和躍升的前提。比較美國灣區和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前身，或許可以更好的看到粵港澳這個區域的產業潛力和未來圖景。

我們先看美國的西海岸經濟區情況。地處美國加州陽光地帶的洛杉磯和舊金山，其實近些年來，在發展上卻有著極大的分化。

1、洛杉磯和舊金山，同樣的起點、逐步走向分化的經濟

我們先用一組數據看一下美國西海岸的雙核心城市：舊金山和洛杉磯的區別。

早年的洛杉磯和舊金山地區的經濟體具有很多相似之處，都是科技之城，并且兩者都根源于技術密集型生產。1970年，兩個地區都有強大的貿易制造業集群，其中最強的就是航空航天、國防和電子工業。從總體上看，洛杉磯專業化程度更高。

但是在同樣的產業基礎上，洛杉磯和舊金山兩個城市體近20年來走向了不同的道路。這樣的分化是怎樣的呢？我們再看兩個城區的經濟數據。

1970年，舊金山和洛杉磯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差無幾，分別位列美國都市地區排行榜的第四和第一名。但到了2010年，兩地人均收入相差約三分之一，洛杉磯的排名滑至第25名。1970年，洛杉磯人均收入水平為舊金山的92%，到2012年只有舊金山的71%了。 

2010年，舊金山灣區十個最大的貿易部門中，有八個部門就業人員的平均年薪超過10萬美元，而大洛杉磯排名前十名的部門沒有一個達到這個底線。 

這中間的分化問題在哪里呢？根本在于兩個城市的產業集群的演變過程出現了巨大的分化。 

早在1980年代，無論是從相對角度還是從絕對角度看，美國西海岸最大的貿易業集群都位于洛杉磯，包括航空航天、國防和娛樂部門。相對而言，舊金山灣區的就業大多集中于計算機和通信技術領域，且創新水平很高。 

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兩個地區貿易產業的專業化水平和貿易產業的種類出現嚴重分化。舊金山灣區發展成一個更加專業化且專業化質量更高的地區經濟體，主要集中在要求復雜任務的知識經濟活動領域。 

要知道，洛杉磯的崛起和興盛很大因素取決于上世紀的美蘇爭霸時期的冷戰。可是當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后，洛杉磯再也無法達到以前那種技術相關產業高度集中的水平。實際上，大洛杉磯經濟無法重新集中于任何一個部門，它像一幅點彩畫，已然失去了焦點。同時，洛杉磯類似紡織工業這樣的低工資部門所占比重加大，并在與港口相關的物流和國際貿易方面開展比較大的中等工資、中等技能的經濟活動。 

舊金山贏得了信息時代的幸運彩票，一舉成為技術革命的世界中心，并擁有大量高技術移民。這個產業的從業人員，獲得了美國、甚至是全球最高的收入。 

從洛杉磯和舊金山產業體系近三十年走向分化的情況來看，一個城市能否進行高能級的產業躍遷，原創性的技術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產業化的發展相當重要。但僅有這些是否就可以了呢？我們再看看中國的例子。

2、粵港澳大灣區雙雄——商貿廣州、科技深圳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看，美國洛杉磯和舊金山的關系，有些類似于廣州與深圳的關系。洛杉磯是個大而全的經濟體，產業內容豐富，口岸貿易發達。而舊金山則是高精尖的新興科研城市，吸引著全球的科技精英紛至沓來。

我們來看中國。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中國灣區兩大核心城市:廣州和深圳的區別，可以說是廣州是廣東人的廣州，深圳是中國的深圳。 

廣州，千年商都，是中國最重要的商貿業的城市。廣州作為華南地區最大的港口、航空和鐵路樞紐，廣州可以超越華南、成為面向東南亞區域的交通樞紐，進而將東南亞地區納入廣州經濟腹地，成為中國海洋經濟戰略門戶。

廣州商貿定位由來已久，每年的廣交會，成為這個城市最為活躍的發動機。商貿，一直是廣州這個城市最重要的特色。但近年來，受制于電子商務產業的沖擊，廣交會的影響能級逐步下降。

我們再來看廣州的產業。廣州同樣也是制造業之都。近年來，廣州三大支柱產業，以電子、汽車和石油化工為主。但是廣州在汽車產業鏈條中，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水平。如今，廣州正在布局打造新能源汽車、智能裝備、新型顯示、人工智能、生物醫藥、互聯網等六大千億新興產業集群。 

2000年，為應對珠江三角洲區域格局的巨大轉變，廣州市政府利用行政區劃擴張的機會，確定了“再工業化”的產業戰略，試圖避開自身發展現代服務業的困境，通過先進制造業來突圍。 

關于未來，在廣州關于產業規劃的闡述中，IAB（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人工智能產業、生物醫藥產業） 和NEM（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產業集群成為核心詞匯，強調了要以龍頭企業培育為帶動,以產業生態體系完善為支撐,著重解決廣州產業發展“只有星星沒有月亮”的問題,打造“星光燦爛、日月同輝”的現代化經濟體系。不難看出，受到深圳的刺激，廣州也正在加入爭奪創新資源的隊伍中來。 

我們來看生機勃勃的深圳。 

這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從曾經中國南部的小漁村發展到當今的科技中心，也曾經歷了三次比較明顯的轉型過程。 

• 第一次，1980’s中期，以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大量涌入為標志，從轉口貿易為主，快速走向工業化。

• 第二次，1990‘s中期，以將高科技企業打造成深圳支柱產業為標志。

• 第三次，與第二次相聯系，以服務業的蓬勃興起為標志。 

如今，深圳已形成梯次創新企業鏈，科技型企業超過3萬家，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8037家，5年增加近6000家，成為中國企業參與國際競爭的先鋒。 

現在，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龍頭企業正在深圳迅速崛起。華為、中興分別成為全球最大和第四大通訊設備制造商；騰訊成為全球最大互聯網公司之一；比亞迪成為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車企業；研祥智能是全球第三大特種計算機研發制造商。同時，高成長性的創新型中小企業不斷涌現，大疆占全球消費級無人機市場80%份額，產值8年增長1萬倍；優必選產值去年增長6倍；超多維成長為國內最大的裸眼3D技術提供商。

所以相比美國洛杉磯、舊金山為代表的西海岸經濟區，中國的大灣區在制造能力上并不示弱。但從人均的技術產出來看，廣州深圳仍然只有美國的1/3，實力懸殊較大。但目前的劣勢，會否一直如此呢？在未來的人工智能時代，可能情況會出現逆轉。

西方國家點燃了深度學習的火炬，但最大的受益者將是中國。人工智能時代不存在三國演義，中國將成為無可爭議的雙雄。人工智能類似于第二次工業革命中電力的發明，本身是一項突破性的技術，一旦被大幅采用，就能革新許多不同的產業。

——李開復

科技產業的核心是研發和創新，標志著研發能力的重要指標就是專利數量，這是一個硬指標。所以在研究城市科技創新能力時，我們非常關注的就是專利。某種意義上說，專利數據說明了兩個地區產業的創新程度。

我們先來看美國，洛杉磯和舊金山兩個城市專利數量的變化情況。

20世紀中期，洛杉磯和舊金山在每一個專利類目上的專利數目大致相同。此后灣區超過洛杉磯。2005年，灣區在計算機和通訊業的專利是洛杉磯的4倍，在人均專利數量上，灣區的創造性則十倍于大洛杉磯。

1990年，洛杉磯的專利項目總數比舊金山多。但到了2005年，舊金山灣區獲準的專利幾乎是洛杉磯的3倍。那么，中間發生了什么？主要原因是舊金山的產業組織系統出現了質的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末起，舊金山乃至整個世界都開啟了互聯網時代以及網絡公司的熱潮。

硅谷創業者被封為全美最賣力的工作者。年輕、熱情的創業者召集了一群同樣瘋狂的有志之士，加夜班趕制出產品，然后不斷地進行修正、迭代，同時關注下一波重要趨勢的來臨。 

但是，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創業者比起來，硅谷創業者可以說還是十分懶散的。我們把接下來焦點聚焦中國大灣區。

所以我們來看中國的下面一組數據。

同處于粵港澳大灣區，深圳的專利數量是廣州的兩倍。雖然說，深圳是最創新的城市，但從上述專利數據來看，有北大、清華兩座頂級學府支撐的北京中關村更可以稱為中國意義上的硅谷。如今，中關村已是人工智能發展的核心地帶。而人工智能對于未來的意義非同小可。

我們再看深圳的科研數據。

如今深圳，已經完成了從“山寨之城”到“創造之城”的轉變。2016年，深圳國內發明專利申請量增長40.7%，申請量和授權量均居全國副省級城市第一；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76.3件，是全國平均水平的9倍以上；主導或參與制定國際標準249項，增長53.7%，累計1384項。

同時，深圳的全球科技創新高端前沿方向。在5G技術、石墨烯太赫茲芯片、柔性顯示、新能源汽車、無人機等新興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位型企業。 

深圳創新模式的盛譽，代表性的特點就是4個90%。90%的研發機構、90%以上的研發人員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投入、90%的發明專利出自企業。 

雖然說深圳廣州的科技基礎還是在制造業，與美國的信息科技研發產業有很大不同，但不代表中國的科技產業競爭力在未來不會超越美國。

李開復在其火爆的新著《AI.未來》一書中提到，中國成功的互聯網創業者，幾乎都是從世界上最殘酷競爭中脫穎而出的，在他們的世界里，速度是創業者必備的特質，模仿和借鑒是可以接受的做法。競爭者為了贏得新市場的份額會想盡各種辦法。在中國創業圈，每天都是血與火的試煉，就像古羅馬競技場上的斗士，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競爭者之間毫不留情。 

如今，互聯網在中國的萌發，就像電報的發明，縮短了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加速了信息流通、促進了商務拓展。而人工智能在中國的萌發，將會像電力應用那樣，為各行各業賦能，改變市場格局。如果把人工智能比作電力，那么大數據就是發電所需要的燃料。伴隨著中國充滿活力且獨特的互聯網生態系統在2012年后的起飛，中國將成為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最大的“產油國”。

智帶與產業集群的主要區別在于：產業集群主要是由特定區域內地理位置相近的相關企業及其供應商構成的，而在智帶中，大學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當今世界科技研發，人們耳熟能詳的創新模式——一位天才或兩三極客在車庫里搞發明——已經不在適應這個時代，現在產品的開發過程紛繁復雜、成本高昂，需要多個學科的參與。

——《智能轉型》

在全球所有的創新經濟體中，大學是個非常重要的存在。它是連接、是網絡、是社會和企業的連接中樞。它更是一個地區科研能力的集中表現。我們來看美國和中國的差別。

眾所周知，美國硅谷坐落了三個世界級頂尖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我們來看看硅谷大學的科研實力。

參照泰晤士高等教育網站公布的2016年世界百強大學排名中，斯坦福大學位列第三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位列第十三名。學術方面，斯坦福大學與舊金山北灣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共同構成了美國西部的學術中心。

另一組數據是，截止2018年10月，超百位諾貝爾獎得主（伯克利107位、斯坦福83位）和眾多菲爾茲獎得主（伯克利14位、斯坦福8位）、圖靈獎得主（斯坦福27位、伯克利25位）曾在灣區求學或工作。

因此，斯坦福大學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培育了眾多高科技公司的領導者，這其中就包括惠普、谷歌、雅虎、羅技、特斯拉汽車、Firefox、NVIDIA、思科及eBay等世界知名公司的創始人。

此外，斯坦福大學的校友涵蓋30名富豪企業家及17名太空員，亦為培養最多美國國會成員的院校之一。根據美國《福布斯》雜志2010年盤點的億萬富翁最多的大學，斯坦福大學名列第二，億萬富翁數量達28位，僅次于哈佛大學。

需要強調的是，“硅谷”或者說舊金山大灣區，并不是斯坦福大學的“一枝獨秀”，而是以頂尖大學組團的“滿園春色”。公開信息顯示，760萬人口、1.79萬平方公里的舊金山大灣區有73所大學，相當于每10.4萬人和每245.2平方公里就擁有一所大學。根據2016年AR-WU排名（即上海交大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側重考察大學的學術科研能力），舊金山灣區有9所大學進入全球100強，10所大學進入全球200強。 

其中，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學院分別位居第二、第三和第八名，加州大學系統的7個分校進入全球200強。

2013年，灣區25歲以上人口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為42%，不僅遠高于美國平均的28%，也高于波士頓和紐約。

相比美國硅谷的大學能力，粵港澳大灣區的大學資源仍然需要快速提升才行。我們來看深圳的產業歷史以及它的未來宏大的大學計劃。

早期的深圳，在發展初期，到處是工廠和技術模仿型企業，產業發展需要大量的應用型技術人才。而隨著深圳經濟不斷騰飛，這種應用型創新模式正在逐步向基礎型創新模式轉變。

但是，從應用型創新模式向基礎性創新模式轉變，需要高等教育的建設。深圳的難點就在這里。如今，深圳的高等教育資源難以與深圳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數據顯示，廣東全省在校大學生約180萬人，深圳僅有9萬人，只有全省的1/20。

現階段的深圳，正在自主建立的高等教育居世界前列，包括2所綜合性大學和4所高等職業院校。除了上述本地院校之外，還有7所合辦院校。未來深圳大學籌建深圳應用技術大學，深圳市政府正在籌建和洽談的高等院校至少11所。

截至2025年的深圳發布的“大學計劃”：第一，高校達到20所左右；第二，全日制在校生約20萬，其中本科生超過10萬人，研究生超過4萬人；第三，推動3-5所高校進入全國前50；第四，培育30-50個優勢學科參與國家世界一流學科、廣東省高水平學科競爭；第五，成為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相比之下，廣州的大學院校則相對比較豐富。廣州有本科院校有36所，9萬研究生，本專科生100萬人，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和華南師范大學，都是其中的核心院校。

對比中美兩國高校資源，可以看出，中美兩國技術和創新能力的本質還是大學科研能力的差距。而這方面，中國仍然需要迎頭趕上。

尖端研究現在完全是跨學科的，重大的新發現都出現在學科交叉處。所以學科間的嚴格界限——如化學、物理、生物、數學、工程——正在消弭，并且隨著新知識的獲取，組織壁壘正慢慢地自然死亡。隨著壁壘的土崩瓦解，合作之花將會日益繁茂。

——《智能轉型》

硅谷發展可分為3個階段：1、誕生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半導體工業為主；2、70年代到2001年，信息時代；3、2003年以后，后信息時代。

硅谷的誕生，其實來自于骨子里的大公司的生態系統解體的歷史經成。早年巨無霸公司仙童半導體公司解體后，衍生出大量的中小型創業型IT公司。可以說沒有仙童，就沒有硅谷。仙童公司沒有長大，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派生出了太多的新公司。

為什么美國如扎克伯格似的的信息科技企業家們，都爭相將公司搬遷到硅谷？

歸根到底還是因為硅谷擁有獨一無二的密集的、創新型互聯網技術公司集群，同時它的風險資本融資和年輕技術人才的生態系統也是其他地方無可比擬的。這種大學和風險資本家共同創建了一種新型組織模式，稱之為“大學-產業綜合體”及“科技型資本主義”。灣區的這種生態系統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雄心勃勃的高技能信息技術專人人士。

再有一點，就是硅谷的風險投資。簡而言之，風險投資就是要讓工程師們合法的暴富起來，注意是暴富。在風險投資人眼里看來，拆掉一個舊房子，用里面好的磚頭搭建新房子，要比慢慢改造一座就房子效率高得多。在硅谷，眾多工程師最擅長就是把握技術的發展方向。 

因此，灣區就擁有一個獨特的生機勃勃的關系網絡——由投資人、企業家和科學家組成的“看不見的大學”——這些網絡將科學家和創業環境連接起來，他們順應了灣區對創新創業的要求。

再看洛杉磯的產業生態系統。

洛杉磯雖然擁有高度多樣化的經濟形式，但最著名的還是好萊塢的娛樂產業。當洛杉磯的娛樂產業為應對外來沖擊而重塑自己時，一種項目式的網絡資本主義新形式出現了。這樣的方式，相當于重塑了一個新的好萊塢。所以洛杉磯一如既往的保持了高水平的全球娛樂產業。但即便如此，好萊塢娛樂產業的盈利競爭力，仍然無法和舊金山的IT產業相媲美。

同樣的道理，那些有志向的劇作家、演員、制片人和經紀人紛紛聚集到洛杉磯。這些生態系統促成不同的勞動力需求，因而也產生了相應的勞動力供給，因此兩種各具特色的地區勞動力就這樣形成了。

20世紀50年代，好萊塢通過靈活建立網絡關系的方法，使娛樂業成為了基于項目的產業，以應對這些技術和市場變化，這因而也預示著硅谷的組織生態。

不過，總體來看，洛杉磯傳統的軍工和科技產業，由于缺少硅谷樣的現代資本主義的產業生態系統，因此在開展新經濟的高端組織實踐上失敗了。 

下面再來看深圳的科技企業的組織生態。 

相比美國式的研發和創新，深圳的科技企業更多是在制造業的產業生態系統方面引領全球。以最具深圳特色的電子產業為例，這是一個極其高水平的制造業產業鏈條。

深圳擁有中國80%以上的供應鏈企業。除了數量眾多、增速迅猛，深圳的供應鏈企業強手如云。供應鏈企業在深圳的出現和強大，與電子產業的全球發展趨勢以及獨具特色深圳產業布局有莫大的關系。 

除了中興、華為等行業翹楚，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構成了產業鏈的主體。以深圳手機產業鏈為例，2015年，全球手機品牌的90%、全球整機生產商的80%、方案設計商的70%、配件商的90%均在深圳，深圳零部件配套率達到99%。正是這種集群的發展模式，為供應鏈企業的做大做強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業務基礎。 

在軟件和互聯網產業生態系統建設方面，深圳近兩年的發展也是獨具一格，毫不遜色。以騰訊為例，如今市值3.6萬億的騰訊，通過投資、孵化，已經培育了上下游700家企業，超過 100 家公司的每家估值超過 10 億美元，其中超過 60 家已經上市的公司。這些企業在騰訊資本投資的大家庭中，互相合作、互相發展，也成長成為一個獨立的產業生態系統。

經濟發展最本質的現象就是創新，而創新最主要依賴的就是企業家精神。

——約瑟夫熊彼得《經濟發展理論》

除去科研、技術和資本因素外，硅谷的成功本質上還是硅谷精神的成功。這體現在叛逆精神和對叛逆精神的寬容和堅持。在灣區，反主流文化、烏托邦思想、精英主義和技術官僚的種種批判獨特地結合在一起，構成硅谷的核心力量，預示著IT時代的時代精神。

信息技術產業的開拓性人物利用了社會網絡，并因此樹立了洛杉磯所不具備的世界觀。除此之外，喬布斯、扎克伯格等全球IT領袖的存在，給予這個地區巨大的精神動力。 

如同硅谷一樣，深圳是個典型的移民城市。大量聚集的移民人口，使得深圳這個城市具有開放包容的特點，對于未來經濟發展起到極大帶動作用。在深圳廣州，也不乏馬化騰、任正非這類的創業英雄。他們的言論、行為和思想，深刻影響著活力四射的年輕工程師們。

但總體來看，國內的科技領域仍然缺乏美國灣區的那種崇尚原創、質疑權威、刨根問底的研究精神。不過好在中國新一代年輕人正在重燃創新之火，當下各城市對創新的扶植力度空前，創投基金充沛，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整個社會正在醞釀著一種蓬勃的創新風尚。

城市的競爭如同企業間的競爭一樣，在社會進步和產業升級背景下，每個城市都需要精心動態調整他們的產業結構，以抓住社會進步的種子，否則可能就會面臨淘汰。面對未來，誰也無法預知下一輪的技術紅利會降臨到地球的什么地方。

任何一個地區都不可能永遠享有它的高薪產業群聚帶來的高收入效應。當產業成熟了，變得更加常規化，更具有成本競爭力并分散到各地的時候，所有地區最終都將面臨經濟衰退。 

通過上述長文的研究，我們可以得到的結論是：從美國灣區的發展模式來看，中國發展灣區的當務之急，是要抓住未來科技研發的種子。人類近代科技革命，無論是汽車、飛機、計算機、互聯網等重大技術的發明，都是原創的科技、全新的商業模式的成果。只有這樣才能代來根本性的經濟能力的根本提升。

除此之外，構建一個完整的、良性的產業生態系統也是至關重要。在新經濟地理環境下，創新意識、技術研發、企業家精神是這個系統中最重要的節點和錨點。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土地仍然是影響深圳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深圳土地面積只有近1997平方公里，而北京的面積是1.64萬平方公里，相當于8個深圳；上海的面積是6340平方公里，相當于3個深圳。廣州面積是7434平方公里，相當于4個深圳。

深圳要獲得長足的發展，需要提升科技區的面積，擴大大學的數量，畢竟它是少年中國最值得我們期待的創新沃土。